《大清分省分藩精图》考略
《大清分省分藩精图》考略
实地调查、情报搜集的“好帮手”
抗战胜利前，日本在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自1901年起到战败投降的四十多年里，先后派遣46届约4922名学生对中国各地进行实地旅行调查（通称为“大旅行”），调查线路七百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调查范围涉及地理形势、工商实业、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民情习俗等，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几乎把中国里里外外都看了个通透。
做实地旅行调查，地图乃必不可少的随身必备物品。这些名为学生实为间谍的肩负特殊任务的调查人员，在地图的运用和实际操作上是相当得心应手的。笔者所藏清末日本出版的《大清分省分藩精图》（以下简称《精图》）就是这样一本曾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使用过的中国分省地图集，凭什么这样说呢？在图集封底扉页有毛笔书写的“吴春申君故居申城外桂墅里东亚同文书院 近藤元英”几行大字，毫无疑问，近藤元英就是这本地图最早的持有人；而桂墅里位于上海高昌庙，大致在今黄浦区制造局路 (原斜桥南路)、瞿溪路 (原瞿真人路)交叉路口西侧，清末至民国成立，即1901年至1913年的十余年间，为书院院址所在地。我虽未能查找到近藤元英的任何信息，但可以认定他就是书院的学生无疑。
大旅行基本按照每届学生于高年级的一个学期（三至六个月），数人组成调查队（如1907年的第五期学员分为京汉班、淮卫河班、浙赣湖广班、闽浙粤班、粤汉班、西安班、山东班、驻各个地区班等），他们带着安全帽，穿着敞领衬衣、短裤、长袜和靴子，犹如探险队员一般，携带中国政府颁发的通行证明及护照，乘船坐车，骑马徒步，分别到中国各地作周密的专题考察。1907年，书院获得外务省下拨的“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三万日元，大旅行活动得以正式开始并逐渐扩大，掀起了进入中国作全方位地毯式考察的热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不再支持大旅行调查活动，断绝了一切资助和便利，其调查活动被迫限制在日占区内进行。
近藤元英属于第几期的学员不得而知，根据其在地图后附录的帝室表内用红笔添加了“今上皇帝 宣统 在位 仝西历（一九一〇年）”判定，他大致是第八期（1910年）或第九期（1911年）的学员。图集内不少省份都留下了他的标注和笔迹，而用红笔勾画出了考察路线的有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云南、江西、福建、浙江等九个省份。第八期学员有云南四川班，假若按最远路线标定，他有可能参加的是这个调查班，其他省份或许是他路过或参加了其他期的调查班，或许是个人身份旅行所为。无论他到过还是没有到过的地方，除开新疆、西藏等少数边远的省份，他都作了不少的标记和注释，可说是做足了功夫的。
书院学员大旅行的成果，一是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书，1921年出齐的十八卷本《支·那省别全志》，就是汇集了自第五期学员开始的大旅行调查报告书而整理、编纂出版的。这套书和后来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仅出完九卷即因日本战败而中止）可称是当时中国省级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名扬一时。二是学员的旅行日记，每年汇集为一本旅行志，自第七期开始出版，一直到四十期为止。这些旅行志多邀请中国政要名人题词，如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章炳鳞、戴季陶、康有为等，其记录详实，可信度强，资料价值也很高。
日本战败投降后，同文书院亦随之宣布闭校、师生撤回国内。次年11月，在爱知县丰桥市重新组合成立了爱知大学，并发展至今。同文书院客观上对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甚至还无意中培养出了像著名红色间谍、日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近藤元英毕业后的去向暂无法考证，推测他最终应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本地图也跟着主人返回原籍。一百多年过去，地图几经辗转，又回到他当年留下过足迹，却早已翻天覆地的中国，来到百年之后的收藏者手中，历史的传递借由一本地图实现，的确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为教学所需而制，邀谍报名人题词
《精图》由东京国文堂书店首版发行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三月，根来可敏撰著。八开硬面精装本，包括地图二十八页和附录统计表十二页两大部分，前有题词、自序及目次（附图例）。
从扉页所见，根来可敏的身份是“地理学专攻、成城学校讲师”，成城学校是东京成城大学的前身。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由日高藤吉郎创立。1903年改名为振武学校。设有文、理等科。课程以军事、地理为主，学期五年，毕业后可保送陆军士官学校。作为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预备科），从清末新政实施后至民国初年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投考，尤以湖北、湖南、云南等省为多。在成城学校就读过的中国留学生中响当当的历史名人不少，如被称为“陆军三杰”的蔡锷、蒋百里、张孝准，以及蒋介石、张群、吴玉章、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等。根来可敏作为学校的地理学讲师，想必蔡锷、蒋百里他们，定是听过他的授课的。
根来可敏在自序中这样写道：“余少好地舆学，今又为支·那留学生讲地舆学，每以图未精致，不适今日教学之用为憾，故不自揣，本乎支·那人所著图志，补以西人所记，旁摘博索，参订考覈，三阅星霜而成。”这段话很清晰地点明了他编纂这本地图的缘由和目的。
正如东亚同文书院在其《兴学要旨》中所言：“教授中外实学，培育中日英才，一则有利于巩固中国的国基，一则有利于加强中日的友好关系。这也是保全中国、定策东亚长治久安、立计天下太平所在。”同时也在“兴亚论”思潮的推动下，一些日本人确是以“保全、帮助中国”为己任，致力于中日科学、文化的交流，甚至于投身到反清的民主革命事业之中。
根来可敏大抵也是以这种心态，尽心向他的中国学生们传授近代地理学知识；在教学中，他深感缺乏一本内容全面详实、精审有度的中国地图，于是耗费三年时间，取中国人所著地理图籍为基础，辅之以西方人所作，旁征博引，参订考核，最终完成了这本同时期并不多见的大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既可作为学生学习研读的教科用图，又可面向社会作为一般大众使用的普通参考地图，可谓一举两得。
图集告竣，根来可敏邀得学校监理委员长（相当于训导主任一类的聘任职务），时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福岛安正为地图题词。福岛安正（1852~1919年）是日本明治时代有名战略家和情报专家，号称“日本情报战之父”。他先后任驻华和驻德武官、第一军参谋、台湾总督府陆军局长官、参谋本部第三部及第二部部长。1900年兼西部都督部参谋长，晋升陆军少将。同年任侵华临时派遣军司令官。1904年任大本营参谋，后转任满洲军总司令部军参谋。1906年任参谋次长，晋升陆军中将。次年获封男爵爵位。1912年任关东都督。1914年晋升陆军大将。清政府曾两次授予其第二等第三双龙宝星勋章和第二等第一龙宝星勋章。
福岛安正参加过戊辰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多次潜入中国腹地侦察、刺探、搜集情报。他精通中、英、法、俄、德五门外语，这一优势让他在谍报活动中轻松自如、游刃有余，而最惊人的则是他单骑横穿西伯利亚的冒险旅行。1892年他辞任驻德武官回国，为了掌握俄国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已经开工建设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第一手详细信息，他甘愿冒着丧命的风险，从柏林动身，独自骑马穿越西伯利亚、蒙古大草原和中国东北地区，历时488天，行程14000公里，其间几次险些殒命于零下四五十度的冰天雪地之中，创下了情报侦察史上的奇迹。回国后他写下了《从柏林到东京的单骑远征》一书，其所提供的一手情报资料，在日后的日俄战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福岛安正在接到根来可敏的邀请后，必定通览了全稿，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欣然题下“远近无隐”四个大字。“远近无隐”，其含义一是对图集本身的赞许；其二是隐含了无论什么地方，距离多远，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跃然于纸上。根来可敏称中国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加之土壤肥沃、天产丰富，将来发展不测矣。抑发展之道，未必不由地舆学，地舆学之有益也大矣。”对地理学、地图学的重视，这是幕末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同时也成为日本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至关重要的抓手之一。清末民初，如根来可敏等日本学者，他们言传身教，编纂教材，倾力指导中国留学生，培养了一批日后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抵牾冲突不断地中日近代关系史中上演了一段难得一见的“和睦景象”。一定程度上，这亦可看作是内藤湖南提出的“中日本是唇齿之邦，要保证东亚和平，要抵抗西方入侵，只有两国同心协力才能实现”、“介绍西洋文明，向中国传播”的“文化反哺”论的外在表现形式。
细致有余，精确不足，多有舛误
《精图》所列二十八图，皆作单面彩色石印，蝴蝶式装帧，图幅边框取外框、中框、内框三层，内框标注经纬度，经度取双子午线，即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格林尼治零度经线，用汉字表示京师（北京）零度经线。经纬网以京师零度线为准。
首列序图四图，即地球总览全图、世界交通全图、大清一统全图和大清交通全图；次列分省图二十四图，各图仅西藏、青海合为一图，其余均一省一图。版式整体简洁清爽，层次分明，色彩美观，清晰易辨，堪称清末民初手绘石印地图佳作，翻看把玩犹如版画艺术品般令人赏心悦目。
分省图一律本省详绘、外省留白，省内展示府州厅一级，府州厅界线及各府州厅所辖区域各以不同颜色渲染区分；京师、各省省城、府州厅、散州散厅、县的治所及一般村镇所在地各以九种不同符号标记。重要关隘一并标记之。
分省图每幅均插入检视图（位置图），其他附图很少，只有直隶省附北京、天津附近之图；盛京省附洮南府全图、金州半岛；湖北省附武汉三镇；广东省附海南岛。同时期日本罕有出版八开本中国分省地图，富山房的八开本《大清帝国分省精图》，多作数省合为一图，比例尺偏小，编排、布局不及此图精审、合理。
分省图突出表现了与经济、军事关联甚深的交通、通讯线路，道路有大道（双实线）和小道（单实线）；铁路有已成铁路和未成铁路；海上有航海线；内河航道则标示了大型轮船航行上限、小型轮船航行上限、小（木）船航行上限；还标出了海底电线和陆上电线。
经对照《大清帝国全图》、《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和《中外舆地全图》，《精图》仍出现多处失误、疏漏的地方，错绘、漏绘、误标等多处可见，在精准度上反倒不如中国编制的上述三种图集。
以贵州省图都匀府为例，一是将属于镇远府的清江、台拱二厅划入都匀府内；二是都江、丹江、八寨三厅治所符号标记为散州；三是麻哈州治所符号标记为县；四是方村（属荔波县）标记为县治符号；五是沅江上源流向错误，近藤元英在此处分别作了沅江源和马尾河的标注，但其正确流向是经麻江、凯里，图中错绘成由南向北经福泉方向，此处与重安江重合了。而凯里附近的岔河（清水江）才是正源。
此外，一些新近变动或新增的区划，《精图》没有及时予以修正。如吉林省1906年新设的新城府，黑龙江省1904年新设的海伦厅（后升为府）等。另如湖南省的桂阳府实为直隶州，新建省的库车厅实为直隶州，广东省的南澳厅误作直隶厅等。
附表所列有帝室、位置、面积人口、中国本部面积人口、中国历代人口、各港人口、贸易港居住外国人人口及商店、关东州户口、总督名称及驻地、巡抚名称及驻地、各省府州厅、岁入概算、岁出概算、关税收入、陆军、海军、各省学校数、铁道、南满洲铁道、内河通航里程、邮局邮寄物品、各国船舶出入旗帜、贸易输入品类别、贸易输出品类别、各贸易港、各贸易国等二十七表。
这些表格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口、贸易、教育、交通等的统计数据、分布状况，较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清末中国的地理国情现势。让我尤为注意到的第十六表“海军”，该表罗列了1907年清政府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及福建、广东水师的舰船名称和种类，如北洋舰队所属海圻、海容、海琛、通济巡洋舰四艘（通济舰为练习舰），泰安、镇海炮舰两艘，飞鹰、飞云水雷炮舰（驱逐舰）两艘。总共列出巡洋舰七艘、炮舰二十二艘、水雷炮舰十一艘、水雷艇十四艘、通报舰四艘、内河炮舰七艘等六十五艘各类舰船。
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廷海军遭受毁灭性地打击。1896年，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造“海天”、“海圻”、“海筹”、“海容”、“海琛”五艘巡洋舰，构成清末海军主力。后又陆续订购鱼雷艇等舰艇，并接收了一部分战前购置的小型舰船，海军实力得以恢复和重建。五大主力巡洋舰在表中漏掉海筹舰，海天舰则在1904年触礁沉没。海军重建过程中，宿敌日本成了清廷的重点考察和学习对象，也是购置军舰的重要制造方。到1909年，清政府就从日本订购了十四艘舰艇，构成长江舰队的主力（1909年南北洋舰队合并，改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表中南洋舰队自日本订购的内河炮舰有江元、楚泰、楚谦、楚同、楚豫、楚有、楚观等七艘。
清末的中国海军其实已十分国际化、近代化，早已不是我们头脑里一贯认知的长袍马褂、手握刀剑、身背弓弩的猥琐清军形象，西式教育、西式军服、西式装备，精神面貌看上去也算得上昂首挺立、英姿勃发，颇具现代军人的风采了。中国军人、大汉子民，数千年来，保家卫国的坚毅和不屈都是永不磨灭、不可战胜、熠熠生辉的！
后 记
《精图》是在吉林图友闻焱先生的大力帮助、联系下，经日本雅虎拍卖网站购得。收到后检查发现前后扉页因粘贴酸性度较高的塑料胶布导致氧化、脆化严重，造成断裂，内页浙江、广东、广西等图幅亦不同程度出现破损、断裂或脱落。我花费数日功夫，清除塑料胶布，重新拼接粘合，修旧如旧，基本得以复原。
《精图》初版后，未见其有再版记录。目前日本旧书网站暂无资源，国内孔夫子旧书网有一本在售，惜价太过高昂。闻焱先生所藏品相甚好，令我羡慕不已。
参考书目：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郭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薄井山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