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武昌亚新地学社的《世界列国地图》
清末武昌亚新地学社的《世界列国地图》
从晚清新政癸卯学制施行到后续的民国学制中，地理教授课程已明确分为本国地理和外国地理。本国地理是基础，外国地理是延伸。由此，作为地理课的重要辅助教材——地图，则形成了一种清晰、稳定且延续至今的出版模式：即将本国地图与世界地图各分一册，或作为一套地图的上下卷分开出版，可以结合教学进度不同，更为贴切学校按学期或学年采购、使用的实际。
武昌亚新地学社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初版的《中等教授世界列国地图》（以下简称《列国地图》）是稍早的《皇朝分省图》的“姊妹篇”，是我国较早出版发行的中国、世界配套分册式教科暨普通参考地图册。“中等教授”指的是中学堂教学，中学堂是介于小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堂）之间的中等教育机构，相当于现代的初高中，也是当时新式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学制五年，由各府及直隶州的书院改置，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课程设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12科。宣统元年，中学堂实行文、实（即理科）分科。在文科中，地理被列为主课；而在注重数理化的实科中，地理则作为通习课，课时相对较少。地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明确为“经世致用”，服务于国家存亡的现实需要，培养学生爱国思想，传播近代先进地理实用知识。同时，加强和重视地图在教学中的地位，将地图作为教学中“读地志不可少”的工具，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在课程安排上遵循从近及远的原则，先学习总论和本国地理，再扩展到外国地理；简而言之即一年级学习地理总论和亚洲地理；二、三年级学习中国地理；四、五年级学习外国地理（五年级增加地文学，即自然地理课程）。以中等学堂教学为主的《列国地图》。也就是在此背景下编纂面世的。
编者在序言中既已言明：“海通以来，外人麕至，强弱相形，优劣斯判。于是识时之士匪弗皇皇焉，研究大势，考正方舆。冀以为相拒交涉之策，纷纭扰攘，莫衷一是。虽然方舆大势，庸可空言求也耶？莽莽五洲，政教各异；茫茫大地，山河互殊，讲求之道，地图尚焉。”“本社概焉，爰裒各图，从新编制，列国四十九幅，本国十三幅，合之为一，分之为二，草创三期，始克成稿。虽非尽善尽美之作，要亦称合中学教科，世之君子受而读之。”两段文字用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自从与海外各国通航以来，列强纷纷涌入，彼此之间实力的强弱一对比，优劣高下便即刻分明。于是，有识之士无不处于焦虑之中，努力研究世界大势，考察并修正地理舆图，希望能以此制定出对抗外敌、处理外交的策略。然而议论众多，意见纷杂，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结论。尽管如此，世界的地理大势，莫非凭空议论就能掌握吗？广袤的五大洲，政治与教化各不相同；辽阔的大地上，山川河流各有差异。要解决这些问题，地图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社深感于此，于是收集了各种地图，重新进行编制。总共包括外国地图四十九幅，本国地图十三幅，可以合订一册，也可以分成两册。经过三次删改修订，才最终完成定稿。这虽然算不上是尽善尽美的作品，但也大致符合中学堂教学使用的需要，希望能得到各位有识之士的接纳与指正。”
《列国地图》在装帧上亦呈十六开红色硬面精装，整体尺寸略小于《皇朝分省图》，约为24×17厘米，共有单面铜版彩印地图49幅，地图图幅比《皇朝分省图》多了近一倍，厚度也增加了不少。扉页注明了“学部审定”、“民政部立案”以及“高等中学堂课本”，意即获得了官方授权，可以供中学堂四、五年级的学生使用。
四十九幅地图依次有地球、世界、亚细亚、中国、日本、高丽、西伯利亚、安南·暹罗·缅甸、印度、阿富汗·俾路支、波斯、东土耳其、阿剌伯、巴勒士登（即巴勒斯坦）、欧罗巴、英吉利、法兰西、伊布林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即伊比利亚半岛）、德意志、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亚·匈牙利、意大利、西土耳其·罗马尼·保加利亚·塞尔滨（即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希腊、俄罗斯、斯堪狄纳雅半岛（瑞典、挪威）、阿非利加、阿非利加东北土、阿非利加中北土、阿非利加西北土、阿非利加中土、阿非利加南土、海洋洲（即大洋洲）、澳大利亚、南洋群岛、新西兰·大斯马尼亚（即塔斯马尼亚）·散得维齿群岛（即夏威夷群岛）、菲济群岛（即斐济群岛）·斐力宾群岛（即菲律宾群岛）、玻里内西亚·密克罗内西亚·美拉尼西亚、北亚美利加、英属加拿他（即加拿大）、美利坚、墨西哥、西印度群岛·中亚美利加、南亚美利加、南亚美利加西北土、南亚美利加东北土、南亚美利加南土。
这些地图当中，亚洲占12幅，欧洲14幅，非洲6幅，大洋洲6幅，北美洲5幅，南美洲4幅；亚欧占比最多。其图幅分配以亚欧为世界主体，可见编者是基于政治重要性、文明关联度以及对中国现实危机的直接相关性。塑造“强弱分明”的世界观，让学生形成“世界主要就是欧美列强与亚洲自身”的认知，强化“中国处于列强挤压下”的紧张感，反映出了清末新政“救亡图存”思想在地理教育中的映射。它以欧洲为“学习与对抗的首要对象”，以亚洲为“存亡之根基”，其余大洲作为“延伸知识”。这种“亚欧主导”的实用主义导向与格局，既契合了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也是地图成为“求知救国”的具象工具的真实体现。
地图绘制的表现手法与《皇朝分省图》一致，完美呈现出了邹氏制图一贯的兼具传统根底与现代实用主义的学社派风格，多色套印，清晰美观，对主要的国家或地区还标示了一级行政区，详略得当，层次分明。另外，在图幅左侧框外有“亚新地学社译刊”几个字，应是编者采用英国或日本的地图作为底图编译绘制的。不过，与稍早前同属一家的舆地学社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五洲列国图》、《外国地理图（高等小学课本）》等相比较，它们无论在体例，还是绘制手法上，都是一脉相承的。作为距今110多年的清末教学用图，完整保存下来的已不多见。它不仅是地图，更是清末倡导西学、开启民智、睁眼看世界和现代教育转型的实物见证，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
除了这本《列国地图》，编者按照“合之为一、分之为二”的原则，在当年九月将世界和本国合二为一，另行出版了《中等教授中外现势地图》，目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一本待售，惜价甚高，只得望洋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