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政权统治下的汉奸地图——《现代中国地图》
伪政权统治下的汉奸地图——《现代中国地图》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政权（如伪满洲国、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统治区域内主要由中国人印制、发行的地图，我们可以一概称之为“汉奸地图”。这些地图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既是傀儡政权粉饰统治的行政工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侵略、掠夺资源、进行殖民统治的技术手段，同时，这些地图无意中又成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历史铁证。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整个上海已完全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开年元月，一家名为“现代舆地学社”的地图出版机构推出了一本兼作中等学校教科书使用的《现代中国地图》（全名《表解说明现代中国地图》），与当时其他正常地图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被活活肢解了出去，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变成了伪满洲国，既像一片桑叶被蚕食了一大块，又像公鸡被砍掉了头路，看着是那样地刺眼和愤懑。这便是标准的汉奸地图了。
全书地图共三十一幅，后为各图附说62页。地图分作专题图和分省图两类，专题图列于前，有世界列国图、政治区域图、地形总图、气候总图、人口密度及重要城市图、农林及渔牧图、矿产总图、水陆空交通图8幅。分省（地方）图基本按一省一图编排，仅甘肃、宁夏、青海合为一图，其他直辖市、行政区等“以面积较小，不能与省或地方等量齐观，故附属于原属省区不复分列；惟重要都市、繁盛商埠，则尽量利用各省、地方界外之空间附绘插图，以便参阅。”
分省图的排列是这样的：江苏省（附南京市、上海市、吴县<苏州>）、浙江省（附杭州市、鄞县<宁波>）、安徽省（附芜湖、怀宁<安庆>）、江西省（南昌市、九江）、湖北省（附武汉三镇、宜昌）、湖南省（附长沙、岳阳）、四川省（附重庆市、成都市）、西康省（附康定）、福建省（附厦门市、闽侯<福州>）、广东省（附广州市、香港及海南岛图、南海诸岛图）、广西省（附桂林市、邕宁）、云南省（附昆明市）、贵州省（附贵阳市）、河北省（附北京市、天津市、清苑）、山东省（附济南市、青岛市、威海卫行政区）、河南省（附开封、洛阳、郑县）、山西省（附阳曲<太原>、大同）、陕西省（附西京市、南郑）、甘青宁（附兰州市）、内蒙古（附厚和市、张家口市）、新疆省（附迪化）、蒙古地方（附库伦）、西藏地方（附拉萨）。
分省图比例尺除广东1：470万，河南、陕西1：400万，西康、四川、云南1：500万，内蒙古1：700万，甘青宁1：800万，西藏1：850万，蒙古1：1000万，新疆1：1150:万之外，其他各省均为1:350万。在分省图的编绘上，突出了对铁路（已成、未成）、公路（已成、未成）、大道、航路、运河等交通线路的标示，公路线及铁路名称，用红色绘注，易于辨认；山脉地形则以棕色晕滃画法绘制，并标出山峰，河流、湖泊、湿地、淤河道、沙漠及沙滩等地貌；行政区划名称包括了国都、省会、直辖市及直辖行政区、省辖市、县治、设治局、重要市镇、村镇、蒙藏首城、蒙藏要邑、外国国都等；其他还标注了商埠、采矿地、陵墓、古迹、关隘及桥梁、长城、边堡（柳条边）等。总体而言，其编纂质量是比较好的。
这里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对于一些领土或行政区域的绘制、标示，并未完全与日本所出版的地图一致，在日伪当局严密的出版审查和管控下，如此带有明显“忤逆”的做法能得以通过审查而顺利出版，的确让人感到些许奇怪。
一是在政治区域图、地形总图和广东省图中，以附图完整表现了南海诸岛，而南海诸岛自1939年日寇侵占后，强行将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主要区域）改名为“新南群岛”，并划归日占台湾总督府高雄州高雄市管辖，直接视为日本的领土范围。
二是未直书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名称，而专列内蒙古图一幅（国统区称作察哈尔省和绥远省），附说中的概说称：“内蒙古以原为蒙族繁衍之地，对外蒙古而名，简称内蒙。即旧察哈尔、绥远二省长城以外之全域。北接外蒙古，西邻宁夏省，南界山西、陕西二省及晋北、察南二区，东邻‘满洲国’。面积约五十四万方公里，人口不足三百万人。其地今为一自治区域，归‘内蒙联合自治政府统治’。”
三是单列察南和晋北两个行政区，在地图中并未划入内蒙古的范围。七七事变后，日伪在华北设立所谓的“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两个傀儡政权，1939年，两个伪政权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后称蒙古自治邦）。伪察南行政区包括原察哈尔省南部，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部（包括张家口坝下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一带。伪晋北行政区的核心区域在山西省北部，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同市、朔州市及周边忻州部分地区。
如此的处理方式，已无法知晓是经过伪政权私下授意或默许，还是编绘人员故意为之。有意思的是，这本地图的编制者“上虞唐汉明”就是隐藏了真实姓名，而用化名来作为掩饰的。陈潮先生对此曾有如下的分析和见解：
《地图爱好者》刊2006年第1期2版刊登了作者李忠欣先生写的《日寇侵华的历史见证—(现代中国地图〉赏析》一文，介绍抗日战争后期，在日伪统治的上海，出版了一本表现伪满洲国的地图，“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日寇侵华的历史见证”。该文作者的评价十分中肯，本人完全赞同。唯该文仅对该图的现象剖析，由于作者不了解当时的出版背景，可以理解。谨就本人所知，略作补充介绍，以飨读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八·一三”攻占上海，租界已成孤岛，上海的地图出版业都在租界，尚能自由地按传统出版地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租界，对原来地图抄存货、封仓库、禁出售，勒令新出地图上必须表示日寇统治下的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权”。这一决定，为我爱国的地图界一致抵制，宁可遭受停业的迫害，决不做如此丧权辱国的汉奸行为。于是上海许多著名的如东方、世界、上海等舆地学社纷纷关门、遣散工作人员。有的单位如亚光舆地学社等，在日寇入侵租界前己迁重庆。他们都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令人尊敬。
上述评价，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图行业的整体形象而言。的确，也有个别人不知是为了生计所逼，或环境使然，或其它不为人知的原因，编制出版了《现代中国地图》，表现伪“满洲国”的屈辱性行为，为中国蒙羞，令人气愤。不过，据本人所知，该图编制者和印行者全都是假名。这样做，也许是尚存一点廉耻之心，或者想逃避社会的谴责。其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时过境迁，就无须追究了。
在日本右派势力顽固坚持侵华立场、怀念崇拜侵华战犯的今天，揭露妄图分割祖国领土的历史罪证，很有现实意义。（刊登于刘彬先生《地图爱好者》）
笔者推测，编绘人应是“尚存一点廉耻之心”，从他的化名“唐汉明”就可以看出，也许就是暗地里用中国历史上强盛“汉唐明”来表示无声的抗议和抵触吧。此外，地图的发行者“华光书店”与华光舆地社为同一地址上海白克路二〇〇弄12号，华光舆地社是在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以后，其前身上海地图社被汪伪政权接收、改组。而现代舆地学社极有可能由华光舆地社改名而来，或者是附属于华光书店的另一个为侵略者服务的地图出版机构。
总之，这些地图清晰地告诉我们：文物不会说谎。当年伪政权印制的地图，今天成了揭露侵略者瓜分中国野心、清算战争罪行的如山铁证。每一张泛黄的“汉奸地图”背后，都铭刻着国土沦丧的国耻，也回响着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足音。